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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影评] [05-18] 《索尔之子》:奈姆镜头下的奥斯维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血腥历史事件,在上个世纪曾多次被西方电影人搬上银屏,并诞生了几部世界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如波兰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意大利导演罗伯特·贝尼尼的《美丽人生》(电影版中国电视版美国电视版)。当这段历史的伤痛在新世纪渐渐淡出人类视阈之时,38岁的匈牙利籍导演拉罗兹·奈姆,通过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部长片电影《索尔之子》,再次把这属于全人类的伤疤不留情面地在世人面前揭开。
  索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特别支队(sonderkommando)的成员,是纳粹留在集中营的劳役。特别支队的工作是陪同被纳粹逮捕的犹太人进入毒气室,敦促他们快速脱光衣服进入毒气室,在情绪上安稳住犹太人,避免他们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在犹太人被毒死后,负责分拣焚烧尸体,清洗毒气室,将衣物和犹太人的财物分类交给纳粹。他们的命运完全受纳粹支配,稍有怠工就有被处死的风险。索尔就是这样每日在纳粹军官的棒喝中,别无选择地麻木地做着这一切,直到有一天,一个被从毒气室里被抬出来存活了几分钟,最终被纳粹医生用手憋死的男孩触动了他的某个神经,他偏执地将男孩视为自己的儿子,决定要为他保存全尸,超度他,让“儿子”入土为安。
  视角独特,叙事有硬伤
  这么一个听上去带有救赎感的故事,一般会让人联想到“苦难中闪耀着人性光辉,在绝望中给予希望的”的正能量主题。但奈姆似乎并没有遵循这个轨迹,他似乎不想也并无意展现索尔身上的人性光芒,我们看到的主人公是一个为了达到安葬“儿子”的目的,不惜置同伴和自己于危险之地,甚至以其他生命为代价,偏执地一意孤行。一个被杀戮所异化的人,他的行为缺乏因果联系亦无逻辑可循。
  拉罗兹·奈姆在影片放映后的媒体见面会上说,他丝毫不想在影片中树立什么英雄形象,也不想把影片拍成是一种对历史的假想与虚构。他之所以选择了特别支队这个人群,缘于他十几年前在一个书店无意间翻到了一本战后在世的特别支队成员写的一本回忆录。特别支队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群体,在导演看来是具体的,真实的,有存在感的。因此他将主人公索尔设定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以索尔的主观视角展开全篇,呈现他眼中的世界,展现他的行为,他的动机,他的偏执,而非观者所期待的主人公的样子。整部影片也确实是以索尔的主观限制视角展开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跟随着主人公,导演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让观众们洞察到了那个鲜为人知的群体,也还原了一段历史的真实。
  如果导演顺着索尔一意孤行的这个轨迹发展下去,影片的叙事是完全成立的,但奈姆不知为何,一定要把索尔的偏执表现得生硬而刻意,还要为他的行为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在理由看似成立之时再度消解掉它。在这鲜有对话出现的影片中的后半段,队友多次询问索尔为何一定要安葬男孩,在听到他说男孩是自己的骨肉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纠正他“那不是你的儿子”,似乎没有一个血脉相连的前提,人物的行为就不足以成立。似乎不建构二元悖论,故事就没有深度。孰不知这样的画蛇添足,只是大大削弱了索尔这一人物的丰满性,束缚了观众的想象力,也让叙事的逻辑大打折扣。
  电影语言运用巧妙
  叙事上的硬伤令人遗憾,但奈姆在《索尔之子》中对视听语言的运用确是娴熟的,成功的。
  影片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模糊的固定镜头,我们听见了嘈杂的声音,却始终无法清晰地看清画面,然后一张面无表情的男人的脸突然出现在画面上,主角索尔从那片虚无中走了出来,进入观众的视野,从这一刻起摄像机始终跟随着他,以索尔为主观视角展开了整个影片的故事。除了限制性非全知视角,导演还回避用镜头展现赤裸裸的死亡,也不用影像描绘人死前的惶恐与无望,整部影片的景深背景自始至终几乎是模糊的,导演有意的让自己和观众在悲剧面前保持一种距离感。影调是灰暗的,画面是失衡的缺乏美感的,镜头一刻不离索尔的视线,主人公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被投射在狭窄的镜头空间里,低垂的目光,快速琐碎的步伐,不时举起的双臂,不停地摘帽行礼,带着喘息声的劳作……尽管没有触目惊心的镜头,画面所塑造出的影调感却是沉重压抑,令人窒息的。这部影片在听觉空间的营造相当成功,与画面语言相得益彰,互为补充。沉闷的金属声,绝望的呼喊,冷酷的命令,多种语言的混杂,快速行走的声音,负重时的喘息,再加上自然音,营造出一个充满粗糙感,丰厚又多元的听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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